2017年11月9日 星期四

好事自此始?

文。公孫策
檢察總長被起訴,特偵組的存廢爭議再起,主張廢掉的一方認為「權力太大,一人獨攬,無以制衡」;反對廢掉的一方質疑「以後大案誰來辦」。兩方都有理,的確不好下「全有/全無」的決定,而歷史上有一個絕佳例子。

漢武帝時,有一位丞相公孫賀。公孫賀的老婆是皇后衛子夫的姊姊,他本人隨大將軍衛青(皇后的弟弟)出征匈奴,因戰功而封侯,更官至丞相,兒子公孫敬聲亦官至太僕。

公孫敬聲違法挪用軍費,下廷尉受審。當時關中地區有一位大俠朱安世,交結高官豪門,漢武帝下令逮捕他,居然抓不到。於是公孫賀向武帝請求「以逮捕朱安世,贖敬聲之罪」,武帝同意了。

公孫賀透過關係,表示想與朱安世見面,朱安世一出面,即刻遭逮捕。下獄之後,知道是丞相為了贖兒子的罪,而耍詐逮他,大笑說:「丞相這下子禍延全族了。我知道的內幕,用盡南山之竹也寫不完。」於是上書爆料:公孫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,還用巫蠱、人偶詛咒皇室。

這個案子牽涉到皇室、皇后、外戚、丞相,還有民間大俠、京師巨賈,武帝認為御史大夫辦不了,於是設置一個司隸校尉來辦案。

從此,司隸校尉成為超級職務 ,手下有一支一千二百人的治安部隊,轄區包括京師七郡(相當於今天大台北加桃園、基隆),管官吏、也管豪強,到後來,連太后都被他彈劾。

司隸校尉權任太重,公卿貴戚都「敬憚之」,難免專橫。於是又在丞相府之下,設一個「丞相司直」,可以彈劾司隸校尉。西漢名相翟方進任司直時,就先後彈劾兩名司隸校尉,一貶官、一去職。

這一段歷史,給我們好幾個面向的啟發:

一是即使對付實在有罪者,也不宜用詐。特偵組的前身是「查緝黑金行動中心」,查黑金用監聽誰曰不可?但單位升格、權任更重之後,難免肆意而不節制。這一次辦「王柯關說」,乃至後來的政治操作,足為檢察官、總長,乃至總統之戒。

二是,黑金合體、勾結當朝是政治大忌,此所以漢武帝同意公孫賀,以捕朱安世贖公孫敬聲之罪——黑金與貪污孰罪較重(想想朱安世說「丞相死定了」)?那個案件後來演發「巫蠱之禍」,差點動搖國本,可是漢武帝把定原則,進行到底,因為黑金危害國本更重。

三是,成立一個新單位辦大案,又成立一個更新的單位以制衡,絕對不是好辦法,卻又是不得不的辦法。此番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檢察總長,是「正常體制」的作為,應屬好事一樁。但願整個事件的「好事」,都能自此開始。
【2013-11-11/商業周刊/1356期】

別再吃豆腐了──替馬把脈之一

文。公孫策
「馬政府病入膏肓,沒救了啦!」一位朋友以如此直接的措辭對我傾訴他的焦慮。他這種焦慮事實上普遍存在,因為若果真「沒救」,那還有兩年八個半月,要怎麼辦?

於是我興起「為馬把脈」的念頭。仔細爬梳這一年多來,馬英九的支持度節節下降過程中的大小事件,令我不解的是:馬英九沒有「變壞」呀,支持度卻為什麼如此「滑坍」?

對照組是阿扁,之前阿扁是被發現他「變得那麼壞」,於是跌到谷底。但馬英九不是。

讓馬英九在二○○八年得到七百六十五萬票的三個主要「能源」:期待兩岸和平、期待政風清廉、期待經濟好轉。其中,第三項是最令人失望的部分,但第一項的長足進展彌補了失分,讓他在二○一二年以領先八十萬票過關。

可是在那之後,卻一路滑坡到現在。我個人認為,居於關鍵影響的一件事,就是林益世貪瀆案,乃至後來陸續發生的大小貪瀆案件,使得前述「第二項」支持能量快速消失。

馬英九仍然是清廉的,他也一直說要加強肅貪,可是他的政府卻不清廉,那是怎麼回事?

明太祖朱元璋對貪官污吏是最嚴厲的,所謂「剝皮揎草」就是他對付貪官(白銀六十兩以上)的酷刑。而他本人為了保持儉樸本色,以做為百官的示範,訂下規則:御膳一定要有豆腐一味,早晚都要食用。

然而有一天,朱元璋赫然發現,尚膳(官名)報銷的費用中,豆腐的單價竟多達「若干金」!他非常詫異,問左右;「豆腐怎麼漲價那麼多!」

當然,豆腐沒有漲價,而是官員的膽子變大了,連皇帝指定要吃的豆腐都敢以天價報銷。

古今的道理其實沒兩樣:朱元璋以為「皇帝吃豆腐」已經足夠引領風氣了,馬英九也以為他的儉樸作風足以引領政風。但是他們都錯估了人性,乃至每次又有貪瀆案發生,馬總統就要說一次「本勿枉勿縱原則,徹底查辦」,這話聽得多了,感覺就如俗話所說的「吃豆腐」—毫無實質意義。

當人民認為,總統講話都是「吃豆腐」以後,類似「這件事管定了」的話,也覺得是吃豆腐,於是就沒人當總統一回事了。

之前陳冲出任閣揆時,我曾以唐朝中葉理財宰相劉晏相許。劉晏能在那個朝廷積弱的年代,主掌財政度支三十年,並維持住大唐帝國的門面,當然政策措施是有效的。而支持他的政策措施總能有效,是他要求各道(州縣之上的行政層級)每旬月呈報當地的氣候及農作種植、收成情況;於是他能掌握實情,做出正確決策。

是的,馬政府最該做的事情,是掌握社會的實情與變化—─做實事,別再「吃豆腐」了。
【2013-09-09/商業周刊/1346期】

都是咱們選出來的

文。公孫策
看到一則新聞:「美債危機,怪開國者?」內容是說,美國國會一方面批准了政府預算,卻又不讓政府借錢來落實預算,只因開國者制定的美國憲法,授予國會獨一無二的立法(預算)權,又給了它掐住政府荷包的權力。國會通過了預算,要求總統執行,卻又不撥款,讓它關門。如此設計,要「歸功」於開國先賢?

歐巴馬因此陷入困境,也因此對眾院議長貝納開火。有趣的是,馬英九也正陷入類似困境,因而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開戰。二馬的差別是,歐巴馬還沒敗,而馬英九目前潰不成軍。但本文重點在於,真的要怪制度嗎?

基本上,我們多數人都肯定民主制度,也肯定制度比人重要。可是我們都忘了,制度不應該是死的,不應該是鐵板一塊;制度若不能與時俱進,必致流弊叢生。

明朝的崇禎皇帝,被拿來比過阿扁,也拿來比馬英九。崇禎是好皇帝,還是不好?且看一件事情:

當時大明王朝面對內憂(農民起義)與外患(後金,後來的清)。洪承疇被俘後,軍事上對外患已無戰力,兵部尚書陳新甲與大學士(宰相)謝升乃主張議和,「安內先於攘外」。

這其實是大明王朝當時的上上之計,可是最終不成。不成的原因很多,首先是崇禎自己不想負最終責任,所以問內閣意見,內閣大學士們或模稜兩可,或不置可否,只有謝升主張議和。崇禎後來口頭允許陳新甲「便宜行事」,又提醒他「外頭並不知道」,意思是要他保密。

問題在於,只有皇帝授權保得了密,講和行動可保不了密。於是,言路譁然,最終謝升下台,陳新甲被斬。

重點來了,明朝的政府制度中,有一批「給事中」,官位不高,卻可以對詔諭表示反對。這個制度的原始設計真是好極了,可是兩百年不改,一方面形成派系黨爭,一方面小人譁眾取寵。前述「壞了大事」的過程,就是兩者合一的結果。

要講中國的入仕制度,被認為最不好的是魏晉「九品中正」制。但那在最初卻是一大興革,在亂世中有了取士之制,既從眾,又從賢。只是後來「賢人而實不賢,中正而實不中正」,因而曹操以之得天下,後來的兩晉、南北朝卻以之一塌糊塗。

這一回的風波,大家看了莫不搖頭。可是,總統是人民選出來的,立委(包括王、柯)也是人民選出來的,憲法是人民間接制定的,五權之間的關係是民意核可的。出了問題、出現危機,其實是好事,趁此沒有「外患」之時,趕快做一番大修改吧——但解散國會算不上大修改,那還是在「待改」的範圍內。
【2013-10-14/商業周刊/1351期】

有沒有「班勇」啊?

文。公孫策
食品安全的窟窿越挖越大,社會的恐慌也有增無減,每個人心裡都還有一個最深層的擔憂:各式各樣的「壞東西」,其實早就普遍存在,而且已經存在很久,早就被我們吞下肚裡不知道多少了。

衛福部長的一句話,正中要點:「人心險惡很難避免。」這話對是對,可是誰該、誰能幫善良老百姓來對付險惡的人呢?

當然這是政府的責任。但為什麼官員總還是想淡化事態呢?

一位立委的質詢正足說明,他問部長:「你能不能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食安問題?」

對照前面部長的話,誰能保證「人心不險惡」?可是部長卻又為何支吾不正面回答?

東漢中期,國力大不如前,北匈奴勢力復盛,再度進入西域。親漢的鄯善國王向漢朝求援,可是東漢朝廷大臣都主張關閉玉門關,放棄西域。

臨朝主政的鄧太后,召來班超的兒子班勇,徵詢他的意見。班勇建議小量、重點駐軍,組織西域諸國力量,對付北匈奴—也就是從前班超的做法。

大臣們詰難班勇:「班將軍,你能保證(採用你的方略)北匈奴不再侵犯邊塞嗎?」班勇說:「天下各郡都設守、尉,就是為了禁捕盜賊。如果守、尉能保證盜賊不再竊、劫,我也敢以腰斬保證北匈奴不再侵犯邊塞……。」

班勇這番話的後面,是重申他的方略,不贅述。重點在於,班勇敢在朝廷上講出這麼簡單的真理,讓大臣們無言以對。

我們今天的問題,有兩個面向:一面是立法委員其實提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,卻很會要求官員「道歉、負責、下台」,官員戀棧權位,又不能理直氣壯,只好淡化事態,否則就只能下台;另一面是大官們的心態,不是「班勇式」的,而是前述故事中的「朝廷大臣式」的—關閉玉門關,就沒事了嗎?匈奴就不來了嗎?

鄧太后當時採納了班勇所提建議的「半套」,結果當然不行。因此漢安帝親政之後,任命班勇為西域長史(相當都護府參謀長),率領五百人,出關駐屯柳中(今吐魯番附近)。班勇帶了五百人出塞,遊說鄯善、龜茲、姑墨、溫宿等國。聯軍進逼車師,擊敗北匈奴援軍,車師歸附。於是,西域重新靠向漢朝,斷匈奴右臂,河西、關中的壓力隨之減輕。

匈奴並不因此而遠遁,一有機會就會侵擾邊塞—人心險惡也一樣,只能用方法壓制,讓它「稍戢」就不錯了。問題是,今天的台灣有沒有「班勇」?即使有,能不能讓他放手做?只有一點確定:得過且過和要別人負責的「大臣」不少。
【2013-11-04/商業周刊/1354期】

來龍笑去脈

文。公孫策
在報章的論壇版上,看到學者提出:電子發票是打開食安大門的一把鑰匙。

太棒了!為什麼官員、立委不此之圖呢?縱使之前沒想到,現在有學者提出了,就該盡快立法,並建立嚴謹的制度。

我不是專家,但是以我的水準,已經可以想到:電子發票可以追溯到自始以來每一筆交易,惡質廠商一旦事發,必須「全賠」,自有其嚇阻作用;而每一件食品的二維條碼,其實可以容納足夠多的產品資訊,包括成分及原料履歷,乃至上游供應廠商,而利用雲端資料庫,消費者甚至可以即時了解所有添加物的好作用、壞作用—4G就可以實現這個。如此則胖達人、混充米、摻假油事件以後都不會發生,若再發生而消費者自己不察,就莫怪他人。同時,家住帝寶、辦公在一○一大樓的富豪也會愛惜羽毛,因為科技進步,所有商品都「纖毫畢露」。

平心而論,這幾次事件過程中,媒體居功甚偉,卻不無追殺過度之嫌。媒體被稱為無冕王,跟孔子被史家稱為「素王」是同一意思:孔子作春秋,而亂臣賊子懼;媒體將事實公諸大眾,同樣令亂臣賊子懼。

然而,春秋亦不免追殺過度,舉兩個《左傳》中的故事:

齊莊公與崔杼的妻子通姦,崔杼就發兵殺了莊公,另立景公。齊國太史記載:崔杼弒其君。崔杼殺了太史,太史的弟弟仍然記載「崔杼弒其君」,崔杼又連殺兩個太史之弟,太史的最小弟弟依然如此記載,崔杼就罷手了。

崔杼當時是大權在握的宰相,為什麼不換一個太史?原來,當時的各國太史,是周王派的,到各國翔實記載所有事情。

易言之,中國周朝時就有一個優良制度:史官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,以翔實記載為唯一標準。

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晉國。晉靈公無道,正卿(執政)趙盾強力進諫,靈公火大要殺趙盾,但刺客下不了手,伏兵中又有義士助趙盾逃走。趙盾的族人趙穿發兵殺了靈公,趙盾回來,晉國太史董狐記載:趙盾弒其君。趙盾喊冤,說不是他殺的,但董狐說:「你身為正卿,逃走了回來,卻不討伐弒君之賊,弒君者不是你,是誰?」

董狐就是追殺過甚了,但文天祥〈正氣歌〉仍將兩人並列「在齊太史簡,在晉董狐筆」。就今天的標準來看,文天祥的評論實不合時宜,但是時代不是靜止的,各個時代的標準也必須調整。

只有核心價值不能改變,那就是據實記載,但是標準必須與時俱進。若科技進步了,處理問題的能力不進步,就成了「來龍」笑「去脈」,反被古人譏笑!
【2013-11-18/商業周刊/1357期】

三個要命政策趕快改

文。公孫策
馬英九當初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都是人民認同的,否則他長得再帥也不會拿到七百六十五萬票,且二○一二年也不會過關。可是現在卻搞得一塌糊塗,被罵到臭頭,究其原因,有一個共通點:不是配好了套才出檯。

包括油電漲價、奢侈稅、證所稅等都有這個問題,而我認為最嚴重的兩個,都是大選政見,可是現在卻都「要命」——如果不能改弦更張,真的會「亡國」!

第一個是募兵制。這個政見當然受歡迎,男生可以不服兵役,誰會反對?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,募不到兵怎麼辦?所以不是募兵制的政策出發點不好,而是配套沒完成,甚至沒考慮清楚就推出。

國家兵力不足,當然是危險的事情。而若國軍「撿到籃子就是菜」,還有一個危險:「有錢出錢、有人出人」。也就是萬一「黑金合體」,有計畫的將小弟送去當兵,另有人提供薪餉以外的安家津貼⋯⋯。就當我危言聳聽吧!十年內國家就是「他」的了。

第二個要命政策是十二年國教。這也是大選政見,也是多數人支持的政見——公費念高中,誰會反對?可是配套一塌糊塗,只想著趕快推行「德政」,卻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相關配合的改革。這個危機是:丟掉了國家教育政策的總體目標。實施十二年國教而不對大學教育、技職教育,乃至師資、就業環境做全面規畫變革,這哪還是因材施教呢?一國的青少年不分上智、下愚,全部「一鍋炒」——不會立即亡國,可是久了就會。

還有一個雖非大選政見,但卻同樣會「要命」的是「外勞與本勞同酬」。當前台灣的最大不穩定因素是就業問題,包括薪資加不上去的問題。可是每次調整基本工資,都要「本外勞一體適用」,這樣就永遠加不上去。國人平均薪資不上升,消費能力就難以上升,經濟怎麼會好?而外勞薪資問題不納入經濟政策考量,仍然是「不配套」。

問題怎麼解決?就是主政者要有全盤考量的能力,如唐朝的杜如晦。

貞觀之治就靠兩位名宰相:房玄齡與杜如晦。每次唐太宗與房玄齡策畫一件事,難以決定時,房玄齡就會說:「這件事非杜如晦無法決定。」然後召杜如晦來參與討論,而最後總是採用杜如晦的計畫。

以唐太宗的英明決斷,難道會讓杜如晦來「拍板定案」嗎?當然不是。而是杜如晦的分析能力與通盤考量能力超強,經過他的籌畫,政策施行起來就順利,不生枝節。易言之,就是配套完整啦!馬政府用了一堆博士,在學校還都稱得上名師,但放眼政府,卻缺一個「杜如晦」。
【2013-09-23/商業周刊/1348期】

贏一把

文。公孫策
今年的經濟成長率能不能「保二」?彭淮南說,關鍵在出口,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要盡快過關。

服貿協議之所以卡在立法院,真正的原因恐怕就在這裡:讓經濟成長率不能保二。

坦白說,馬政府老是要用數字來證明「台灣還好」,人民非但沒Fu,甚且反感。因為,成長的成果並不能及於大眾。可是民進黨不察,反而跟馬政府在數字上「作戰」,乃至擱置了服貿協議。

服貿協議對台灣好,還是不好?相信有識之士多半會認同是「好」的那一邊。可是在野黨很努力的說「不好」,仍能得到相當的支持,則問題不在於個別政策,而在於台灣人民對大陸的複雜心情。

有道是「六十年風水輪流轉,三十年河東,三十年河西」。台灣對大陸開放的初期,台灣人「過唐山」真的是十足優越感;可是最近這些年,台灣人有點人窮志短,反而陸客「唐山過台灣」,一個個財大氣粗。而台灣人的心情是複雜的,既要對方讓利,但自己總是有面子問題。

這種心情不得解脫,兩岸關係其實不太可能健康發展。而我提出的方案是:在有優勢的領域「贏一把」。

台灣的經濟曾經大幅領先大陸,現在則處處要依賴大陸(無論是工廠,還是市場) ,這一塊短期內不可能贏任何一把。可是台灣還是有很多地方讓大陸人民羨慕不已的,我曾以八個字概括:「選賢與能,講信修睦。」大陸客來台灣,最愛看媒體罵領導人,最佩服搭捷運排隊。甚至台灣雖然食安問題人心惶惶,大陸客仍然放心大啖夜市小吃。不是嗎?

可是咱們的領袖們(包括各個領域),卻不能在「贏一把」上面多動點腦筋、多用點力。例如男子籃球,今年已經贏了大陸「兩把」,卻不見有人提出,明年瓊斯盃可以怎樣擴大效應。事實上,男籃現在有一批好球員,又有一批新的、為數不少的球迷,有條件再造高峰才對。但是,因為沒有人肯動腦筋,體育方面的人心,卻罩在棒球隊輸大陸、兄弟隊出售的低氣壓下。

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打天下時,一度被王郎追擊,走投無路。軍隊撤退到了滹沱河,探馬回報:「河上布滿碎冰,又無船隻。」追兵已近,劉秀派王霸往前親探,王霸回來宣稱:「河冰已經合凌,車馬可過。」於是大軍向河邊進發,河水果然凝結堅固,人馬只剩零星未渡,河冰復融。而劉秀軍在這個「奇蹟」之後,開始無往不利,最終統一天下。

這個故事有兩個重點,「贏一把」對士氣的振奮,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奇效;但贏一把的機會可能稍縱即逝——前述故事,劉秀若稍有遲疑,就只能有一半軍隊過河了。
【2013-11-09/商業周刊/1355期】